新华网评：疏解非首都功能需处理好三个辩证关系

毛同辉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提出了“建设和管理好首都”的总要求，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于今恰满三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是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三年来，京津冀各地围绕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承接动作频频，亮点迭出，市场资源在京津冀大都市圈实现更广泛更自由的流动和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迈出坚实步伐，交通一体化大格局正在构建，人才交流更加频繁。非首都功能疏解稳中有进，进展迅速。

非首都功能疏解，既是减法，也是加法。要真正借此解决困扰北京多年的“大城市病”等问题，实现周边区域一体化发展。笔者以为，必须在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处理和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一是“减存量”和“控增量”的关系。2015年4月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三年来，北京疏解功能可谓“舍”得坚决，累计退出1341家高耗能、高耗水的一般制造企业，350家中心城区商品交易市场调整疏解，2.8万户商户迁往天津、河北。“减存量”同时还要“控增量”，严把严守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既要防边减边增，明减暗增，也要防朝减暮增；既要减得下来，也要把控得住。通过“减”和“控”，实现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腾笼换鸟，让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是“瘦身”和“健体”的关系。北京靠自身力量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的难度很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让北京破解难题豁然开朗。但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瘦身”，必须同时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充分利用功能疏解释放出来的资源和空间，突出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让为“大城市病”困扰的首都逐步“降火去燥”“神清体健”，真正成为宜居和谐的现代之都。

三是“自我实现”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非首都功能疏解不仅仅是北京首都功能的自我实现，还必须要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与津冀形成互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各种公共服务资源、市场要素按照现代产业分工要求在京津冀区域合理布局，发挥区域间各自比较优势，真正实现三地的融合发展、一体发展、共赢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可谓是“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有疏解，有承接；有首都资源的输出转移，有津冀资源的盘活提升。

只有明确京津冀功能定位，抓住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加快推进错位发展与融合发展，京津冀区域才能讲好“协同发展”的中国好故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