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重在用好制度“笼子”

2017年6月21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审理了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涉嫌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并作出裁定，对犯罪嫌疑人任润厚违法所得财产予以没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立法背景是由于近年来贪官携款外逃,以及各种形式的恐怖组织犯罪不但威胁到了民众的财产、健康甚至生命权,也严重地动摇了党和政府的执政之基。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又常常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等原因导致诉讼进程的中止,鉴于上述司法困境，2012年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其“特别程序”一章新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制度的设立无疑填补了国内相关立法的空白，对我国刑事立法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依法追缴、没收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扫清了法律障碍，既是党中央依法治国方针的体现，更是对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决策的再彰显。

笔者认为，政策的生命在于实施，此次法院对任润厚案公开审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彻底实施依法治国方针及全面从严治党决策的决心，必将成为我国法治发展一个新的里程碑，成为对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经典案件。国家司法机关通过该案的审理，检验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贪腐分子的现实威慑性，极为清晰的向社会传递出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的威慑信号，表明了全面从严治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在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前，少数贪腐分子在贪污巨款后出逃海外、极个别者甚至在东窗事发后自杀了之，而在当时对出逃的贪腐分子国家除引渡以外并没有其他法律手段来应对，引渡又属于国际司法协助，在实际实施中困难重重；对于自杀的贪腐分子来说甚至没有专门的法律手段来处理，这就让少数贪腐分子有了“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侥幸心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设立，彻底杜绝了上述侥幸心理可能存在的制度空间。又通过对该案的成功审理，既对以身试法者产生了极大震慑，又对蠢蠢欲动者产生了的极强警示；既是对新刑事司法程序的检验，也是对社会关切的回应；更是对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针、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决策的再度彰显。

（剑阁县委组织部 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