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如何面向未来：李朝阳专访

第24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于2017年4月8日在京开幕。《乘风破浪》、《我不是潘金莲》、《湄公河行动》等34部国产影片进行了各奖项的争夺。作为电影节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电影的文化想象”研讨会于4月1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这是本届电影节与会人数最多的学术会议，既有来自学术界的泰斗，也有杰出的青年学者，共同探讨了亚洲和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现状。一向以幽默、思想深刻、犀利著称的李朝阳副教授也参加了此次盛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电影如何面向未来》。

李朝阳副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电影人，在国内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多本影视理论专著，对中国电影、动画电影、电视剧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又鞭挞如理的分析和探讨。他是国内首位对国产电影的“过度民族化”和“形式民族化”展开系统性理论批判的专业人士，代表性论文有《武侠影视剧中武术文化之具象表达的重要性和策略》、《论国产动画片的传统文化元素开发》、《从电影<叶问>看中国影视剧的传统文化开发策略》、《形式、内容、内蕴——谈中国动画“民族化”的表达误区》等。作为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主持人，李朝阳副教授还主持、参与了多个科研项目;作为大学教师，他所主讲的课程“语言的力量——公共演讲的源流、素养与艺术”，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以及“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Top150”，所授通识课“释梦”获“第十届首都特色行业院校改革与发展论坛优秀网络课程”三等奖，并获得获第八届“中直机关青年岗位能手”称号，以及两次获得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学基本功比赛第一名，是深受大学生喜爱的教师。怀着对这位非常有个性的学者的好奇，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单从票房无法看出中国电影在走上坡路，因为当前中国观众的‘影商’过低，因为看电影是先交钱，就算上当，但钱已经花了。”

“中国电影之所以思想贫乏、文化空洞，乃是因为它只注重民族性，却忽略了人性。”

“在电影院看国产电影，经常就像强忍着痛苦吞下苦药。看了这么多年的国产电影，我早就成了‘药罐子’，但好处在于久病成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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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李朝阳语录。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中国电影如何面向未来”作为你的演讲主题?

李朝阳：大学生电影节，和亚洲电影的文化想象，单就名称而言，就能看出，它们有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大学生代表着未来电影创作的主体，“想象”的生成物可能就是中国电影未来的内容，因此，为中国电影的未来进行谋划，在我看来，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比明星们走红地毯更加重要，也更加有意义。

记者：你觉得中国电影当前存在哪些问题或发展瓶颈?

李朝阳：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但奇怪的是，我们很难在电影院看到令人满意的国产电影。这说明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电影不知道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关于中国电影本土特色的执着，限制了电影人以一种开放的视角审视全球化语境之下的大众文化。所以，中国电影就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自娱自乐的媚俗的大众路线，二是小众的文艺电影，但既依托于商业逻辑同时又富有人文内涵的佳作则极其稀缺，尤其是能够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获得好评和高票房的电影几近于无。

记者：还有什么客观原因会限制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

李朝阳：科技。以3D、IMAX等技术为依托的视听奇观是未来电影的主流，因为这种消费体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小屏幕媒介所不具备的，是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同时，观众审美趣味也必然不会仅仅满足于视听奇观，对于思想和文化价值的摄取也是这种精神消费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电影在面对电影高科技的机遇和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急功近利和盲目，往往流于审美的形式主义，而不知道如何为科技注入情感、趣味和意蕴。

记者：你在演讲时提到了李安，能讲一讲他的电影和科技美学的关系吗?

李朝阳：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一部3D电影，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最佳摄影和最佳音乐四项大奖。这部电影用高科技数字技术呈现了如同哲学一般深邃的艺术世界。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人认为，技术革新只会日渐挤压人文艺术的生存空间，高清晰度的、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必然损害艺术精神所要求的超越性、超验性、模糊性。但是，在这部电影中，李安以实证的手法，给出了相反的答案：技术完全有可能表达深层艺术结构中所蕴藏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哲思和趣味。

记者：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是不是可以推测，动画电影在未来会更加流行，毕竟动画电影的技术属性更为明显?

李朝阳：一定是这样。动画电影不由真人扮演，只要创作者所能想象到的，它全部都能表现，这是电影艺术表达的彻底自由。从技术的发展来看，拟像必然会更加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对于虚拟影像的接受程度会越来越高。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成人审美心理的某种“儿童化”或者“童真化”，似乎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种趋势。实际上，还有很多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动画艺术应该独立于电影艺术而存在。

记者：你在你的著作《中国动画的民族性研究——基于传统文化表达的视角》一书中曾提出“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这一观点，这刚好与传统的观点相反，你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李朝阳：这一判断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提出的。首先，大众文化是全球最为流行的文化;其次，大众文化是全球文化的使者，全球文化因大众文化而趋同;(3)美国文化引领着全球大众文化的潮流，掌控者大众文化的走向，扮演着大众文化的主导者。由这三点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文化是世界性的流行文化，它深远地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因此，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这就是为什么席琳·迪翁“My Heart Will Go On”响彻全球，而中国的《茉莉花》只能在某些场合去表演，而不能成为流行文化的原因。

记者：如何才能让《茉莉花》唱响全球呢?

李朝阳：拍一部能取得《泰坦尼克号》全球票房水平的电影，让最著名的歌星演唱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吧，或许有可能。

记者：你能给全国的电影专业的大学生们一些忠告吗?

李朝阳：技术与艺术、民族与世界，历史与现代，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可能是中国电影在未来几十年内都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领域。我们需要有一颗热爱电影之心，但更需要打破藩篱的创意和思想;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学者身上，但更寄托在当代的大学生朋友们身上。希望因为你们，中国电影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金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