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考核中的政绩工程

在我国压力型体制下，由于政治资源或者说较高的政治职位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得到提拔会直接降低另一个人政治晋升的机会，所以政治晋升的博弈具有一种零和博弈的性质。压力型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的难题，并且具有权责明确、执行高效的优势。然而，由于压力型体制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其以客观可量化的指标作为考核奖惩的唯一依据，这就使得下级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结果指向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政绩的盲目追求以及围绕政绩展开的种种不合理活动。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的手段之一便是通过政绩考核“指挥棒”来指导地方政府行为、任命地方重要官员，从而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在政绩考核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往往呈现出以上级政府的需求为主导的偏好模式，影响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行政的‘政绩’从本质上说应该是公共性的，所谓公共性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因而，要实现“政绩”考评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要把民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评估地方政府政绩好坏的根本标准与出发点。这体现在政绩评估价值理性上，就是要以民众为政绩评估的价值主体，以满足民众需要、实现民众价值为评估的价值取向；体现在政绩评估工具理性上，就是要以是否尊重民众的合法权利、健全公民参与机制为标准来选择绩效评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