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共产党人修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中具有典型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世代延续，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成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和做法，不仅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创新。

    一、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民本”“重民”的思想十分丰富。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讲得更为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对民重君轻的思想体验更为深刻，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则引用荀子的话进而申述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凡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思想家，对民本思想都有论述，并能够体察民情，关心民众，因而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这种重民惠民的政策主要是当作统治手段的，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广大人民的真实利益出发。所以一旦他们的统治巩固了，或者只顾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横征暴敛，盘剥百姓，以致最后自取灭亡。而中国共产党则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为政者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不再有阶级的利益冲突，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而成了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和出发点，发展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思想：党的一切政策和领导工作、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言论行为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始终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从传统的理想人格到共产党人的廉洁标准

    在理想人格标准方面，中国古代各家思想都把改造社会、治国安民视为人生的最高归宿，都认为人生价值是在“济世”、“治国”、“安民”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大学》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路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国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奉行不悖。修身就是要培养极高的道德修养，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德，有无私为他人、为社会尽责的思想、意志和能力。孟子还讲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一种进退自如的为人立世的态度，也体现了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历史上，这种理想人格的影响往往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和国家、为社会尽责、为百姓请命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许多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的英雄人物。这种理想人格的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对此有很深的理解，并对此加以继承和发扬，成为共产党人修养的一部分。毛泽东等一代领导人，不仅从理论上批判继承了这一思想精华，把它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之一，纳入了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此有亲身的实践，成为后人敬仰的典范。

    三、从修身、内省到共产党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自我批评

    古代儒家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即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强调通过学习，格物致知，端正自己的思想信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志、知识等修养，用先人圣贤的价值标准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儒家在哲学上还认为“性本善”，努力向内心寻求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即如果不对人进行教育，不启发他反省自己、自我解剖，那么，人本有的“善”性就会受社会邪恶的影响而变恶。这种注重修身、强调“人性本善”的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性善论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党政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所以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中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内省”思想的扬弃。所谓自我批评，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反省，就是自己自觉地时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不仅仅是“内省”，而且还依靠集体，依靠组织的帮助，每个党员都是他人自省时可相对照的镜子。要加强党性修养，不仅要开展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批评别人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互相监督。

    四、从“严刑禁贪”到共产党的“先教而后惩”

    能否惩治腐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很重视通过思想教化、严惩腐败来巩固政权。“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点就是对“以教为本、以刑为用”传统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6月发布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决定。同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坚决肃清恶霸作风》中严厉指出：对于为非作歹的干部，“除进行严格教育外，对于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应该立即撤销他们在政府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交付法律审判，以法治罪。如果是共产党员，还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基于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的警惕和愤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连续不断地发动群众政治运动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对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搞“不教而惩”。建国六十年来，党中央对犯有腐败行为的人，始终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五、从传统美德到共产党的“八荣八耻”现代人格塑造

    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最早的《易经》曾开宗明义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也曾经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2008年发生的抗击“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斗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现实人生，弘扬“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有价值的东西难以尽述，如刚毅奋进、礼让互助、克己奉公的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伦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不但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绵延至今，而且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扬光大，被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概括提炼为“八荣八耻”，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人带领全民族塑造现代人格的伦理规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一切，无不深植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之中，并不断予以弘扬和创新，彰显出最具魅力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者和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继承者，才会永葆鲜明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