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将”行政诉讼“束之高阁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评估团队新近完成了对100家城市政府的监督与问责情况测评。在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这一项目中，按照出庭应诉率给分，100%出庭应诉的给10分，没有出庭的给0分，其他情况按照出庭应诉率的10倍给分。测评结果显示，无一城市得10分，17个城市得0分，69个城市的测评得分则在1～0分之间。（12月25日法制晚报） 

   行政诉讼，作为“民告官”的有效监督模式，如何将其行之有效的运用到社会实践治理中去，不仅关系到我国依法治国的理念能否落到实处，也折射出我国行政法律构建体系的完善程度，更是关系到“民心向背”的前置因素，69个城市的测评得分则在1～0分之间，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多少百姓诉讼的“无果”，是多少百姓“一个人的诉讼”。

   群众监督作为反腐的“阳光剂”，行政诉讼作为群众行使监督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其中最主要的手段，　行政诉讼法第3条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关的工作人员出庭。”然而我们的“父母官”，却以“官本位”自居，所诉之人参加庭审的少之又少，这也无形中造成了“干群隔阂”，而有些“坚冰”在百姓心中形成，就不会轻易“消融”，在“死要面子”和“怕出洋相”的多种情绪交织之下，许多官员选择了“避而远之”，然而，又是谁给予了其特权，在法律框架的大结构下，不出庭，是否就意味着“没事”，不出庭是否就以为着“能拿我咋的”，如何将行政诉讼发挥实效，如何将缺席官员“请到场”，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所在。

   何以将”行政诉讼“束之高阁，何以将”行政诉讼“流于形式，何以将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和落实“脱轨”，还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在办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是谁在“助推”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生，唯有狠刹这一现象的持续扩大化，才是当前行政诉讼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