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机制也有警示意义

“感谢组织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挽救了我和我的家庭。”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县级干部郭某接受“约谈”回访时，一开口就哽咽了。推进约谈常态化是贵州省进一步压实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积极推动执纪理念、路径和方式转型升级的举措。目前，全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结构性特征已显现，2016年有4492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

事实上，约谈这种监督方式，上级纪委书记约谈下级党委一把手也不算新鲜事，在很多地方已经广泛地使用。例如，在四川、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做法，一些地方还对此进行了制度化规范。拉拉袖子，扯扯耳朵，约谈，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监督方式，有利于抓早抓小、预防腐败，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在实际工作中，约谈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时机把握不准，多数约谈在事发后，事前警示作用不够，没能有效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作用；谈话人准备不充分，仓促上阵，不能有针对性地指出被约谈人存在的问题，没能发挥约谈的作用；有的时候，由职务低的约谈职务高的，造成层级不对等，让约谈对象内心不服，约谈效果不佳。另外，由于有的约谈人缺乏谈话的技巧，原则性有余、人情味不足，虽然谈到了点子上，但约谈对象左耳进右耳出，由于约谈不是一种处罚措施，缺乏威慑力，约谈后，如果对约谈对象的问题整改跟踪不及时、不到位，就容易造成一谈了之、谈了也白谈，让约谈流于形式。

一方面要建立约谈整改督察机制。约谈后，要按照“谁约谈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台账。约谈人根据约谈情况，要求被约谈人作出整改承诺或书面检查，被约谈人在一定期限内必须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将约谈对象整改情况作为个人考核考评、提拔使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对无故不参加约谈或经约谈屡教不改的，要严格问责，以增强约谈的震慑力、约束力。把约谈问题的整改落实与执行民主生活会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教育和监督，增强约谈对象纠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另一方面要建立灵活的约谈机制。采取哪种方式约谈，可根据约谈对象的情况和问题的不同，因人而异、灵活运用。可以提醒式约谈，即约谈对象担任或即将担任重要职务，对其进行强化组织纪律观念、廉洁从政、自警自律的廉政提醒式约谈；也可以警示式约谈，即在约谈对象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需要进行批评教育的情况下进行，使其引以为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告诫式约谈，即对使用财政资金的工程建设项目，在项目开工前对业主单位分管领导及工程建设项目负责人进行约谈；也可以关怀式约谈，即约谈对象本人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或家庭遇到重大困难时进行的约谈。采取灵活的约谈方式，实现对苗头性干部拉一把，真正实现“监督是一种关爱”。

从根本上说，必须健全完善约谈的相应规则和标准，明确什么情况下、什么问题可以约谈，并注重具体性、操作性、实用性。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约谈“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救大病，治小病，防未病功能，发挥警示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