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久才能摆脱“雷人证明”？

最近浏览网页，看到一则新闻关于户籍登记的，讲的是安徽合肥一年轻妈妈孔令群，她的户籍栏上性别信息为“男性”。因户籍性别不符，她不仅办不了身份证、结婚证，也不能办理女儿的出生证明，这使得孩子的户籍及今后的上学都会受到影响。自2010年起，她和家人前去派出所更改户籍信息，多次被要求提供一份三甲医院开具的“性别鉴定证明”，证明自己是“女性”。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去年另一则“雷人证明”，也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5月6日的国务院会议上提到的一个例子：证明“我妈是我妈！”，让在场干部忍俊不禁。

在这个事件中，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回应称，基层户籍民警对性别变更政策理解不透，对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意识。当地派出所核实相关情况后，如今也已更正相关信息。目前，孔令群的户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身份证也正在办理中。

虽然表面上这件户籍证明事件已经得到解决，但事件背后反映的群众办事难的现象仍然不能根止。如果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此类“雷人证明”恐怕日后仍会频频报道。

不论是“我妈是我妈”还是全国劳模跑“章”，亦或是今天的“是女还是男”，“雷人证明”背后是政府制度的不健全、不灵活、不人性，是政府工作人员工作能力的低水平、低效率、低态度，是办理权力的分散化、层级化、繁冗化，是“放管服”的轻落实、轻重视、轻优化。

尽管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今天，政府该放的权有些还没放，一些已出台的放权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地，即便有些权力的确放了，但出于一线的人对政策手续理解不透彻，不懂变通，才会让百姓企业继续跑路，达不到最初“放管服”的初衷，达不到方便群众服务百姓的效果，只能将“万里长征”变为“千里长征”，打不通“最后一公里”，长此以往，最终改革也只能流于形式。

优化“放管服”，打破“中梗阻”，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