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问责曝光“杀很大”

    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6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典型案例。（7月17日  新华社） 

    众所周知，以前的官方发布的违纪通报，总是给人一种“犹抱琵芭半遮面”的感觉。常见的情况是，在通报违纪干部时，总是“某”来“某”去，这种不直接点名道姓的方式，让问责曝光模糊化，民众只能是雾里看花。这种不痛不痒的违纪通报，不仅不能起到很好的警示效果，相反还会因为违纪成本过低，在无形中助长不正之风。

    不过，这样的违纪通报传统，在2013年底被中纪委彻底打破了。当时，中纪委一口气对外通报了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而在通报中“实名制”问责曝光，成为媒体和民众关注的一大亮点。至此以后，“实名制”问责曝光就成为了各地正风肃纪的一项“规定动作”。当“实名制”问责曝光渐成新常态，违纪通报更具威慑力，换言之，对涉事的违纪干部“杀很大”。
    其实，“实名制”问责曝光是对违纪通报的理性回归。既然是违纪通报，那通报就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含糊其词、躲躲闪闪，不符合通报告知性的特点。违纪通报信息欲言又止，只会激发起民众的窥探欲望，正常渠道无法获得信息，民众便会通过猜测和想象去“脑补”真相。这除了不利民众知情权、监督权的行使，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违纪通报信息不彻底，还可能滋生谣言，甚至引发舆论危机。因此利用“实名制扯”问责曝光，扯下违纪干部的“遮羞布”，回应了公众的关切，是必要之举，也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以往问责通报之所以充满“温情”，其实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纪检部门认为，违纪干部已经受到了处罚，如果再“实名制”曝光，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而且这样做还会让纪检干部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很多人，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表面上看，这样的理由很具有说服力，但实际上，这样做会让违纪通报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对那些遵纪守法的单位和个人，也会带来“负面示范”。试问，长期以往，谁还在乎违纪通报呢？谁还会坚决地把纪律挺在前面呢？
    诚然，“实名制”问责曝光违纪干部，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但是如果通报对象是一位缺乏羞耻感的厚脸皮干部，只怕警示效果并不明显，更有甚者即便实名通报曝光了，依然我行我素，毫不悔改，连续“踏雷”。比如，2013年12月，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就因公款大吃大喝，被中央纪委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按理说，石力被实名通报后，应该会长记性，可仅时隔一个月，石力再次违纪。因此，对于违纪干部除了要进行“实名制”问责曝光外，还应该有更多的配套措施。比如，提高干部违纪的成本，加强干部的耻感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