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看“无犯罪证明”，到底谁有错？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需要由家长提供无犯罪记录。派出所民警在为刘先生开出的证明中怒怼:“请问教育部门，小孩读书与其父母有无犯罪有关吗?难道小孩的父母有违法犯罪记录，就可以剥夺小孩读书权利吗?(6月20日《广州日报》)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父母犯罪，教育部门和学校对其子女入学不仅不应歧视，还应予以更多人文关怀。然而某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求家长开具无犯罪证明，这不仅是歧视行为，也说明某些人骨子里充满折腾思维。

在现实生活中，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老年证遗失，再到入学要“无犯罪证明”。老百姓被各种奇葩证明折腾得焦头烂额，给老百姓开证明的派出所、街道、社区等单位也不堪其扰。派出所在为百姓开具证明的同时，怒怼教育部门，透出一股转变作风的清新之风，其初衷无疑值得肯定。

正如警方在证明中质疑的那样：“父母有违法犯罪记录，就可以剥夺小孩读书权利吗?”某些部门某些人工作不作为、乱作为，给民众办事人为设置障碍，随意增加办事难度。对此，不仅派出所要给予批评、建议，纪检、监察等部门也应该介入调查，问责某些不作为、乱作为的部门与个人，督促某些单位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奇葩证明”，给民众办事创造便利条件，把简政放权落到实处。

虽说中央要求简政放权，地方也在减少审批项目以利改善投资环境，方便普通民众，一些地方还掀起了治庸问责风暴，但是在现实公务服务生态中，“脸难看，事难办”，作风不良、效率低下，刁难企业与办事群众的职能部门与公务员并不少见。基于公务人员掌握着公权力，群众往往敢怒不敢言。普通群众被各种“奇葩证明”折腾得晕头转向，一些民营企业、创业者更是被吃拿卡要，经营举步维艰。

此前曝光的湖南民营小企业湘涟公司《请客送礼日记》也是典型的一例。湘涟公司被迫向公务人员请客送礼，在纪委介入查处后，不仅大部分涉案人员未受处理，举报人公司经营步履维艰，处处遭遇打击、报复。还有干部宣称：“现在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送礼无法回避。”

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贾康曾在谈到企业创业环境时透露，投资者想开办企业“要盖几十个章甚至一百多个章，能够八个月、一年跑下来还就谢天谢地，一个企业要自己取得消防审批证书，被逼找中介公司把事儿摆平，出价6万”。

《请客送礼日记》也好，公章旅游也好，“无犯罪证明”也罢，实际上是官场潜规则的一面镜子。而且企业与群众遭遇官场潜规则，还扯出了行政审批过多的问题。为了优化投资环境，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办事手续。但是调查显示，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效果并不乐观。有的职能部门与公务人员办事喜欢“踢皮球”，借审批向服务对象乱收费或变相摊派，谋取小团体利益。对此，有官员一针见血指出：“有的部门增加服务对象的办事难度，就是借机要钱，为部门与个人广开财源”。

虽然企业、群众一直期待政府简化办事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中央也在这样做。但这也会压缩职能部门的权力空间，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在现行体制下，政府部门与服务对象权力、地位不对称，特别是企业、群众有求于公务人员。有的公务人员利益情结根深蒂固，官场吃拿卡要潜规则并未打破。职能部门争相“揽事揽权”，人为增加办事难度。从中央到地方一再要求简政放权。但是，有的公务人员并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依然死抱权力不放。

要切实转变老爷作风，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公务人员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派出所民警的一次两次叫板就让某些官老爷自觉简政放权，主动给老百姓行方便。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改革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清理职能部门无形吃拿卡要潜规则，改写刁难群众的老黄历，绩效评估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很有必要。如果企业、群众对职能部门与公务员拥有监督权与评价话语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其绩效考核。公务人员的违法成本远高于守法成本。刁难群众的官场潜规则才会逐渐改变，简政放权才能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