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制度畅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

为“不因改革创新的一般性失误影响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使用，不因先行先试的无意过失改变对党员、干部的客观评价，旗帜鲜明地为受到诬告错告的干部澄清是非。”广州市纪委监察局日前举办网络新闻发布会，就市纪委牵头制定《关于支持改革创新宽容失误的意见》、基层正风反腐典型案例等两个方面情况进行通报。（6月26日人民网）

说起召回制度，近一段时间，其的确是个热词，为治理懒官、庸官和贪官戴上了“紧箍咒”，使那些有“毛病”的干部有压力、有敬畏之心、有危机感。

干部群众盼发展、谋发展的愿望十分强烈，但由于一部分干部责任心不强、工作不在状态,“庸懒散慢浮”等“为官不为”现象有所蔓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群众颇有怨言。因此，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地普遍面临转型升级、稳增长挑战的背景下，整治庸政懒政现象刻不容缓，而制度建设必不可少。

在这种背景下，各地陆续实施干部“召回”。无疑，这是新形势下从严管理干部的有益探索，具有较强创新价值和实践价值。试想，如果一名干部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虽然不贪不占，但啥也不干，这种“为官不为”的现象，群众虽早有怨言，但似乎整治的效果还不是十分明显。如今，干部召回制度破土而出，日子就不那么好“混”了，甚至连开大会打瞌睡也很可能被召回。

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从严治吏，从严治吏的关键一环就是关口前移，而干部召回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防止小毛病铸成大错误。由此可见，从严治吏首先要“治”干部，而干部召回制度的出台，就是要把这些官场不良风气彻底清除掉，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提拔任用起来，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领导干部队伍。

庸政懒政的治理要制度先行，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才能构建长效机制。因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缺乏严密严厉的懒政庸政问责机制不无关系。而官员召回制度是对“庸懒散慢浮”干部猛击一掌，特别是通过降职降级、辞退解聘等措施,打破了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惯例，畅通了干部“下”和“出”的渠道，教育了干部、震慑了干部，推进形成了从严治吏新常态。（文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