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 首在乡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乡村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内容，乡村治理主体体系如何构建，便成为题中之义。乡村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乡村治理是赢得民心，重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形象的重要手段；乡村治理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重要途径；乡村治理是提升公民意识，激发公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热情的重要抓手。

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乡村社会治理形成以乡镇党委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农村精英、普通村民、农村民间组织、宗族与其他势力。这些主体在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整合、沟通、监督和维权五方面大放异彩，大力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有力增强了农民法律意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迫切且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农村基础设施完善、教育水平提高、环境保护、平安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村治理虽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入，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中国近一半的人口分散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导致社会治理成本高，难以集中治理。

农村持续饱受社会经济改革浪潮的巨大冲击，大量农民因诸多原因脱离了土地、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熟人社会，变成一个个孤独游离的“原子”，难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来有力发出自身的声音。在三权分置、国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的大背景下。面对这一个又诱人又易取的大蛋糕，谁都想啃上一口。然而，优质劳动力纷纷外流，农村只剩下少量的老弱妇孺，加之大多数农民的政治态度冷漠。这些就导致农民合法权益捍卫圈呈现出“真空”状态，村民主选举中贿选、拉帮结派现象和村干部腐败现象非常严重。

一些基层党委政府脱离群众，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减少，呈现“悬浮”状态，形成了一种“下情难以上传，上令难以下达”的局面。一些基层党委政府甚至和黑色势力、灰色势力结成“利益联盟”与民争利，引发人民对党政的信任危机。

被国家法律赋予了100多项职能的村民委员会在“行政化”的枷锁下和面对乡镇政府事权下放的情况下，难以处理村民自治事务，导致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变得越发疏远，逐渐丧失了对村民的普遍动员和管理能力。村两委会职责不清，权力交叉重叠，在工作中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深，其所导致的村级财务不透明、村务荒废、村政失控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面对国家投入农村的大量资源，管理者精英往往率先求偿、优先受益这块“唐僧肉”，俘获侵蚀了大部分公共利益，这些都引发了普通村民对乡村管理者的信任危机。非管理者精英凭借自身的经验、知识、能力、声望等非正式形式获取个人权威，在乡村社会稳定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大部分农村地区非管理者精英发育成熟度偏低，很难发挥精英的动员作用，无法将广大村民群众整合起来形成“一极”，达到与管理者精英“分庭抗礼”的目的。即使一部分地区的非管理者精英能广泛、有效地参与到乡村公共生活中去，影响管理者精英的治村方略，但缺少绝大多数（普通村民）的参与或支持，非管理者精英对管理者精英的影响力仍然显得很弱小。

中国传统社会统治的细胞——宗族，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性的全方位冲击下，虽然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但是在一部分农村地区，宗族力量仍然较强大。在现代政治生活环境下，宗族为了维护或扩大本族的利益，在村庄政治生活中往往会推选或支持本族利益的代表人。然而，只有力量大、势力强的宗族才能进入到村庄的政治生活圈中去。这些宗族利益的代言人一旦当选，就会出于减少工作阻力、亲情和连选连任等各种考虑，在工作中维护本族人利益或给予本族人更多、更大的利益，这样一来，村民自治就变成了“宗权治村”,村两委会就被势力大的宗族所“绑架”，成为其利益的保护伞和汲取地，弱势族群被排斥出村庄的政治生活圈，少数人的利益被掷于尘埃之中。这不仅会引发处于弱势地位的族群对势力大的宗族的不满，在乡村秩序中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还大大降低了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威性。

近年来，农村民间组织虽然在乡村社会中异军突起，但由于自身资源的有限、管理水平有限等原因，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其他主要势力（黑色势力和灰色势力）在国家政策大幅度向农村倾斜的背景下和“征地和拆迁即发财”的诱惑下，通过贿选、暴力参选、拉帮结派等不法手段向村两委会渗透，为自身牟取不法利益或从事不法活动打造基地和撑起利益保护伞。这些都有悖于村民自治的初衷，背离了乡村治理的公共精神，致使村庄选举和治理出现了普遍的私人化趋势，出现了大量“黑干部”治村，混人治村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弱化，为农村的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还严重扰乱了乡村社会的安定秩序。

针对以上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多方应该主动作为、积极作为。

1.拓宽沟通渠道，增强基层党委政府与民互动。

良好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党(政)—群”的良性互动。在媒体舆论无处不在的大环境中，基层党委政府应借助使用好“两只手”（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力量来构建完善制度化的“党政—群”沟通—互动机制。针对我国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不便于开展工作。基层党委政府应在不弱化传统媒体在沟通互动作用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新媒体（诸如互联网、微信、微博、QQ）的优势（使用人群规模大、辐射范围广、信息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操作方便、成本较低、不易失真），实现乡村治理的网络化，实现党政接地气。通过这一途径，乡镇党委政府向农民群众“下达上令”，使农民了解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农民及时、全面、准确地向党委政府表达自身要求、愿望、和建议等利益需求。这不仅可拓宽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沟通的渠道，增加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进行交流的途径，促进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降低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成本，还能促进乡镇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拔除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荆棘”，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

2.主动提升公民意识，积极引导村民参与。

在脱贫攻坚的社会浪潮中，应以村三委为主导，依托好三个阵地（农家书屋、农村民间组织和农民夜校），以“一事一议”为引导，以公民教育为重要手段，将处于原子状态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起，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增强村民的公民意识，积极引导村民参与村级事务决策，以促进村级事务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

3.引导农村民间组织正常健康发展

农村民间组织因产生于农民群众之中且盘根于农村，所以更能深刻、直接地了解农民的切实需要，以更有效率和更灵活的方式提供农村准公共产品，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沟通互动、有效监督和合法维权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国家应在组织成立、人员、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对其发展给予正确引导，为其健康发展营造健康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

4.村级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监督组织角色正位，积极发挥自身作用。

村级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监督组织应该充分认识自身角色，正确自身定位。乡村治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而在基层的农村治理中，村民委员会处于村民自治的核心，村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村级监督组织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在此角色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村两委会应正确厘清自身职责，避免权力重叠交叉，防止村民自治权力为宗族势力和黑、灰色势力所“绑架”，避免村民自治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和变为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村两委应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精神为指导，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村规民约。从人员年龄、知识、能力和德行方面为切入点，优化结构，完善制度，让村级监督组织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慑力量真正得以发挥。通过以上途径以实现乡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5.增加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成本，加大对黑、灰色势力的打击力度。

在农村资源和优质劳动力纷纷外流的大背景下，处于原子离散状态的村民面对利益侵害行为往往显得“有气无力”。国家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有权力、更义务要对农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和救济。对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救济，立法要做到民主、科学；对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救济，执法应做到严格、合法与合理；对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救济，司法应做到公平正义。这三环节应做到实时无缝衔接，增加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成本，加大对黑色势力和灰色势力的打击力度，营造“不敢侵、不想侵”的法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