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败诉，不应只关注诉讼费用

2017年1月25日，“常州毒地”公益诉讼案在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绿发会败诉，案件受理费189.18万元，由两名原告共同负担。最近，绿发会准备在网上发起募捐活动，以筹集诉讼费。

案件判决以来，纵观各路评论，关注点大多集中于两个：一是189万余元的诉讼费用是否过高，二是费用由原告即两个公益组织承担是否合理。从案件本身看，环境公益诉讼案是民事案件，诉至法院，法院自然按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裁决。对于费用的计算与承担自然也是按民事诉讼法确定，费用高低据标的额计算，费用承担由败诉方负责。从这个角度讲，法院判决的诉讼费及诉讼费承担这一块并无实质问题。

但恰好是看起来不应该存在问题的费用计算与承担引发了激烈讨论。对这个看似意料之外的热议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一切皆在情理之中。该案既然被法院认定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起诉主体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公益组织，起诉目的是为维护公共利益而非公益组织自身利益，那么就应该与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相区别。落实到本案具体判决上，即便原告即公益组织败诉，诉讼费用的多少以及承担问题也应灵活处理，而不是照搬法律由公益组织全权“买单”。

起诉即意味着必须承担可能败诉的风险。此案的判决结果给广大公益组织以及社会公众造成的忧虑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面临一个标的额巨大的公益诉讼案件时，公益组织一旦败诉，承担的便是如此案一般的巨额诉讼费用。恐怕下次再有公益组织有心提起公益诉讼，也得先仔细掂量，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承担这种风险。即便公益组织败诉后可以“依葫芦画瓢”，如绿发会一般向社会公众募捐筹集诉讼费，但此种方式说到底只能是无奈之举。

如果单单就事论事，自然应该呼吁相关立法部门对民事公益诉讼这一部分法律进行再审视、再修订、再完善，这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毕竟如果因为可能产生的巨额诉讼费用而将广大公益组织拒于民事公益诉讼大门之外，只怕是与公益诉讼立法初衷背道而驰，长此以往，百害而无一利。从长远看，事件的关注点不应止于费用的多少与该谁承担，目的也不仅止于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改，更重要的是在于督促项目规划、建设、监管以及后续救济一整套流程的严密、规范运行，特别是地方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前面多个环节职责，而不是指望着靠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兜底”的救济手段“救场”。须知，民事公益诉讼中政府看似置身事外，其诉讼实质却是对政府在环境保护履职过程中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打脸”。

公共利益无小事。特别是环境问题频发，公众担忧更甚的当下，公益组织败诉承担巨额诉讼费用只是一个考验，考验的是立法的价值取向，是司法的裁决水平，更是政府的行政能力。兹事体大，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