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大修：良法之源 善治可期

《立法法》，通俗地说就是制定法律的法律。如果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称之为“母法”，那么《立法法》便可被形象地称之为“助产士法”。

今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意味着这部施行14年之久的法律终于迎来了一场大修。那么，大修之后，这部以“制法”为目的的法律是否也会与我们普通市民之间产生关联？回答是肯定的。

一税收法定

“只有法律说了算” 今年头两个月，成品油消费税3次“涨价”，全凭有关部门的一纸文件通知，市民意见再多，该缴的税还得缴，毕竟胳膊拧不过“文件通知”这条大腿。但是，以后这类情况就不允许发生了，因为《立法法》修改后，新增了“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的内容，俗称“税收法定”。

所谓“税收法定”，简言之包括公民依法纳税和国家依法征税两方面。以往，关于税收的政策和执行，基本以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为准，此类通知在法律效力层面上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因此并非严格的依法征税。而此次《立法法》修改后，明确了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这代表着今后政府征什么税、向谁征税、征多少、怎么征税等问题，都要通过人大立法决定，而不能自说自话。

二限行、限购，必须依法行政

“政府不能太任性” 地方出台针对商品房的限购令、机动车限行令等涉及公民民生事项，对公民权利造成侵犯、减损公民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行政手段，本应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却以地方政府规章来加以规范，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规章形式颁布的商品房限购政策，又如北京市政府发布的车辆限行通告等，不管是限购还是限行政策，都直接对公民的财产权产生了影响。

《立法法》修改后明确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举措的出台必须有法律依据，政府的决策行为必须受到依法行政的原则约束。 当然，凡事都不能矫枉过正，还要考虑到实际可操作性。为此，《立法法》修改时还作出了补充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三立法要征询各方民意

“捍卫你说话的机会” 立法虽然是个技术活，但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行为，维护利益，所以闭门造车是不行的，应当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

此次《立法法》修改内容中包括“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由此可见，今后涉及专业性、公民利益关系的重大问题应当进行立法的听证会，有关立法部门对公众的意见加以整理、反馈，目的是要充分加强公众的立法参与，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出台符合各方面利益的立法。结语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法治之善，当以良法为基础和前提。《立法法》的修改，将政府的“任性”关进牢笼，将规则的“随性”减至最低，其本身即是一种善治。当然，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我们期待，修法之余，法律能切实落实并惠及民生，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助产士”的帮助之下，为法治中国增添更多优质健康的“法律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