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张树政院士：大真大爱，一生情系微生物

1954年，张树政在中国科学院菌保会做实验。

“终生求知好学务真务实心底无私，一生光明磊落对人对事清白无暇。”在学生金城研究员眼里，这幅挽联恰切熨帖地概括了老师张树政。这位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的一生，纯粹而挺拔。

2016年12月10日，她和情系一生的微生物科学，挥手作别。

讲真话做真学问

张树政在微生物生化及酶学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在白地霉糖代谢、红曲霉糖化酶结构与功能、糖苷酶和耐热酶等的研究中均有新的发现，居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由她开创并由其学生继续完成的黑曲霉糖化酶的应用取得重大经济效益。

这一切都源于她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生物科学是一门操作性、实践性强的实验科学。对数据弄虚作假、坐办公室不做实验等行为，张树政嗤之以鼻。她厉行严格的实验操作，要求所有实验必须亲自上手，实验重复三次，直至实验数据重复规律相符。

“文革”中，张树政只能依附在学生黎高翔的固定化酶组工作，但她没有怨言，接受了学生分配的研究工作。她一如既往埋头苦干，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实验，年终提交了完整而详实的实验数据论文，众人敬佩不已。

张树政的治学是出了名的认真。上世纪80年代她曾为一个生物化学名词的汉译查找了两个星期的文献，1990年代又为一个真菌学界争议的名词翻译了上百页的最新版《真菌学词典》，先后修改10稿方才发表。无论是自己做论文，还是修改学生论文，她都是精雕细琢，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容出错。

而她“务实求真和无畏打假的精神”更是给学者朱正美“很大震撼，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是1990年，在国家基金委召开的一次国家级自然科学奖的评审会上，在审查、讨论一项国家一等奖时，张树政以确凿证据，逐一指出申请书上多项内容的真实“出处”，甚至拿出了复印材料作为铁证，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列举的材料翔实，无辩驳的可能，参审者一致通过了她的意见，驳回了这份看起来“很有分量”的申请。

从无到有仿制国外先进仪器

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成立之时，百废待兴，先进仪器甚少。1955年，张树政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学习纸色谱及纸电泳技术，见到了滤纸电泳仪，但单位无力向国外购买，她和同事们一起分析研究，决定自己动手做一台。

于是，仅用一台报废汽车的电瓶和发报机用直流电源，她最终做出了电泳仪。没花一分钱，也没聘请任何专家，这项简易而好用的“创新”成果在日后的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丝毫不比国外的先进仪器差。张树政的第一篇论文《霉菌淀粉酶的纸上电泳分离和鉴定》，就是在这个“汽车电瓶电泳仪”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这篇篇幅不长、在当时颇具创新性的论文，是我国最先公开发表的有关曲霉产生的淀粉酶种类的研究报告。

化学教育家方乘教授曾是张树政的导师方心芳先生的老师，听说张树政做出了电泳仪，很是兴奋，专门派人从西北大学来北京学习制作电泳仪的技术，于是当时就传出一句佳话——“老师的老师请教学生的学生”。

后来，张树政研究组在实验中需要一台等电点聚焦仪，他们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自主攻关，自力更生，协调各方力量，做出了具有同等功效的设备。由此，她带领学生们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等电聚焦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等新技术，应用于红曲糖化酶的研究，并在世界上首次得到了这种酶的结晶。

张树政晚年曾对记者说，为了科研事业和自己的理想，她放弃了很多女性应该享有的幸福，对亲人，她也有着许多追不回的遗憾，但她是为了做自己喜欢做和应该做的事，甘愿付出这么多，她觉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