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一周年：清官能断“家暴事”

最难熬的那些年，赵阿兰真的担心，总有一天不是前夫打死了她，就是她杀死他。

他们离婚12年了，但无论她带着孩子搬到哪里，前夫总能千方百计打听到她的落脚处，跟过去，同吃同住，时不时对她实施殴打。

她被菜刀顶过脖子，被灌满开水的暖壶砸过头，被胶带缠过手脚。她随手指出身上的伤口，有的缝过针，有的没有。她感慨自己命大，“老天爷照顾”。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一个多月后，内蒙古一家地方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禁止赵阿兰的前夫“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亲属”，同时责令他搬走。

前夫起初还不服气。法官的办公室里，他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上签了字，然后当场将这纸文书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司法人员只好同他谈话，让他明白，保护令绝不是一纸空文。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如果违反要承担法律责任。他这才“怕了”，从她的生活中撤出。

“有活路了。”赵阿兰说。

她看到前夫站起来，隔着茶几探过身子抱住了自己。大女儿惊呼：“爸爸把妈妈的鼻子咬下来了！”

走上这条“活路”，许多人用了很久。

到2017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一周年。在这一年中，章小云的生活从失望，到绝望，再到重现希望。

老家在重庆的她，前年年底和丈夫离了婚。离婚前丈夫最后一次动手打她，是因为她打算在国庆长假期间回老家看望父母，而他不乐意她去。

打她的理由，几乎都是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他第一次对章小云动手，只是因为她不想让他把泡着方便面的碗，搁在炉子上晾着的鞋垫上。

这样的暴力也不仅针对她。前夫会因为他母亲要去“做理疗”而自己不同意，就掀翻家里的饭桌，闹到母亲吓得给他跪下才罢休；他也会为了逼迫前妻跟他联系，让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脖子上挂着牌子跪在地上，拍下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里。

他们有3个孩子。离婚后，章小云争取到了两个女儿的监护权，3岁的小儿子判给了前夫。她觉得前夫不会对女儿好，而儿子他或许“会看重些”，能“好好照顾”。

去年夏天，她再次踏足前夫家中，准备接走两个女儿。进那道门之前，她已经尽可能地警觉，提前让亲戚收起了家中的所有刀具和尖锐物品。

她在沙发上坐着，两个女儿分别坐在她身边。满屋子家人劝她继续“跟他过”，“为了孩子”。前夫也对她说，离婚协议根本“没用”，她还得回来。

她回答“你们不要再劝了”，又反问他们，“是要我的命也交待在他手里吗”？

随后她看到前夫站起来，隔着茶几探过身子抱住了她。她听到大女儿的惊呼：“爸爸把妈妈的鼻子咬下来了！”

章小云的鼻尖、鼻翼、鼻小柱都被咬掉了，鼻小柱小软骨外露，伤势鉴定结果是“重伤二级”。检察院批捕了她的前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他在看守所里给她打了电话，“别想摆脱我，这辈子就跟你过了”。

即使已经过去了半年，提起那天发生的事情，章小云还是能记起每一个细节。

“很多时候，并不是离婚了就能摆脱控制。”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

李莹是章小云的代理律师，在这起案件中，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在内，人们都在问，为什么这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仍然算是家暴案件呢？

“他们确实不是很理解。”李莹只好不断作出解释，这种情况，属于家庭暴力实施者进行的延续性伤害。

2017年1月的一个案例，说明家暴实施者的报复有多么可怕：64岁的广西陆川县退休法官傅明生在家中遇害，犯罪嫌疑人龙建才，正是傅明生在22年前审理的一起因家暴提请离婚案件的被告。

李莹认为，应该把前配偶、前亲密关系者实施的延续性伤害，也纳入《反家庭暴力法》的细则当中。

赵阿兰的代理人、北京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塔拉，也在向法院和检察院解释。《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这一条正好适用于赵阿兰的情况。她申请的这份“非家庭成员关系人”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都没有先例可循。

据内蒙古自治区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魏云玲介绍，2016年，内蒙古妇联系累计接待家暴投诉700多起，占信访接待的29％。其中，自治区妇联本级接待家暴信访案件近80件，全年帮助家暴受害人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共17份——到2017年2月底又增加了两份。

内蒙古自治区发出的第一张保护令，也是塔拉律师“跑下来”的。去年《反家庭暴力法》一生效，她就赶去法院，帮自己的委托人提出了申请。

塔拉律师还记得，就连法官一开始“都有点懵”，因为当时在基层法院，谁也没接触过这个东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执法部门，把“家庭暴力”当做“家务事儿”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中国大陆，《反家庭暴力法》从无到有，经历了整整20年。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设置了专门的家庭暴力的议题。家暴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整个立法的过程，被李莹称为“实践先行”。据李莹介绍，反家庭暴力的工作，和推动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实一直在同时进行。

“1996年，长沙市人大首先发布了一个反家暴的决议，这就是反家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起点，随后许多省市都开始跟进。在法律层面上突破是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正式以法条的形式，写明禁止和预防家庭暴力。”李莹说。

此后，《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都陆续加入了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的内容。

但用李莹的话说，这些内容都非常简单，只是简单的“禁止”。而且，当案卷上的白纸黑字落到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尽如人意。

尽管《反家庭暴力法》中，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但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执法部门，把“家庭暴力”当做“家务事儿”的现象仍然存在。

章小云曾尝试过在挨打后报警。那是在2015年，也是她唯一一次报警，而警方却并没有出警。

“我们那个小地方，打老婆这样的一些小事，没有真正出事儿的时候，警察也不会在意的，毕竟在农村，夫妻打打闹闹常有。”章小云说。

赵阿兰也不是没有寻求过帮助，前些年她也曾报过警，被当做“家务事儿”处理了。她联系过妇联，照样无可奈何。她也打过法律援助热线电话，但在《反家庭暴力法》出现之前，也没得到什么见效的援助。

直到去年3月，赵阿兰看到新闻，知道了有保护令这码事儿。她主动联系了塔拉律师。“人家就能申请成功，我也试试呗。”

“很多人问赵阿兰，都离婚12年了，你咋不早告呢？那些强势的人，不理解弱势者的难处。”塔拉叹息。提出质疑的人中，甚至包括基层司法人员。

这种弱势者的难处，用李莹的话说，在心理学上称为“习得性无助”。

这是一种反复失败后屈服于困境，形成的消极心态。动物实验中，被关在笼子里反复电击的狗，即使后来打开笼子，也不会逃跑，反而“倒地呻吟颤抖”。后来的人体实验发现，这种情况在人类身上同样会发生。

受暴者也容易陷入自卑、自责的心态中。赵阿兰一度觉得自己“丢人”，觉得亲戚朋友都“看不起自己”。尽管，她才是没有过错的那一方。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法不进家门’的传统，”李莹对这一点感到无奈，她说，大多数施暴者，不会去打同事朋友，不会去街上打陌生人，因为这样做的犯罪成本太高。

男性同样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比如有人会被妻子实施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甚至身体暴力。

出于自尊和自卑的交织心态，他们更加不愿寻求帮助，将被家暴的事情公之于众。李莹曾遇到过一位男性受暴者，衣服挡着的地方都是伤。他说他并不是打不过妻子，只是不愿意打，却成了暴力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施暴者通过暴力的形式来控制对方。最终会选择反抗的受暴者只是冰山一角，就算选择了反抗和脱离家暴环境，平均也会经历7次反复。”李莹说。

她提到了自己正在代理的另一起案件。当事人已经60多岁了，在长年累月的家暴中不断忍受，已经成了习惯。当事人40多岁的女儿曾是“家暴目睹儿童”，如今在为母亲奔走，申请离婚。当事人的儿子同样是家暴受害者，在多年的被虐待中罹患了精神分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