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电信诈骗就应严刑重典

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法律标准，统一执法尺度，严惩电信诈骗犯罪。该《意见》明确了对电信诈骗犯罪“酌情从重处罚”的10种情形。(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4版)

这次的《意见》明确，对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量刑，除了要看涉案金额，还要看犯罪情节，更要看犯罪后果。这种从严的态度值得关注。比如，在徐玉玉案中，与一个花季女孩的性命相比，9900元几乎不值得一提，涉案金额显然不能成为量刑的唯一依据。虽然按照法理，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与徐玉玉的自杀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电信诈骗并不必然导致受害人自杀;但两者之间无疑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即电信诈骗是受害人自杀的直接诱因。就此而言，“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理应成为量刑的参考因素，作为从重处罚的一个依据。

事实表明，电信诈骗对于社会的危害，不只是侵犯公民的财产权，还会间接导致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到极大损害，电信诈骗不只是“骗钱”，还可能“要命”。因此，我们应超越金钱层面看待电信诈骗，对于这种“要命”的犯罪行为，必须施以严刑重典，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严重的电信诈骗，从严从重惩处。这既是打击电信诈骗之必须，也是告慰受害人及其家属的需要。

另外，在徐玉玉事件中，犯罪分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诈骗，才导致徐玉玉信以为真、上当受骗。而犯罪分子对一个家境贫寒的准大学生下手，更让这一事件有了浓重的悲剧色彩，更加增添了社会公众的愤怒情绪。因此，在“两高一部”《意见》中，“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以及“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均被列为从重处罚的情形。再加上“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利用钓鱼网站、木马程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等，可以看出，10种从重处罚的情形，基本上囊括了目前电信诈骗的常用手段，其目的就是要整体提高电信诈骗的犯罪成本，以严刑峻法遏制其泛滥，以重拳重典清除这颗社会毒瘤。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