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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法治中国》此部专题片以建设法治中国为主题、以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成就为主线,聚焦了我国依法治国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权威、严谨的理论阐述,丰富、生动的案例故事,观看后,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更有思想上的升华。 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这成为我国当前一部更全面、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依法治国路径图。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从战国时代的“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绵延数千年的法治实践,推动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不断砥砺前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作为广大基层党员的一员,依法做事、依法办事理应成为我们的共同行为准则,国之兴旺,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长期持续、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把依法办事内化为行为准则、当成自己的生活习惯。 学法知法,懂法执法,强化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加大警示教育,严惩违法者,让广大群众都把法律视作带电的高压线,自觉形成对法律的敬畏感,让法治信仰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和信心,才能继续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就坚实根基、汇聚磅礴力量。 ( 隆昌市界市镇 吕凤敏)
破碎的“致富梦”:一起传销命案背后的迷途人生
日期: 2016-11-01 13:20:24 编辑:王族今年30岁的李雷“跑路”了。7月7日晚接到“立刻离开”的通知后,他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一口气逃到了200多公里外。在安徽省六安市,他接到电话,表弟王宏坠楼身亡。
4天后,他自首时才知道自己加入了一个传销组织,而表弟是他拉进来的。
“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我当初就不来南京了。”在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看守所,情绪低落的李雷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眼神黯淡无光,谈到传销的经历,数度哽咽。
据了解,南京溧水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后,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王壮、张春等多人。侦查表明,犯罪嫌疑人涉嫌非法拘禁王宏,王宏被逼坠楼身亡。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此案并已被逮捕的8个人中,有7个人是80后和90后。他们都抱着挣大钱的愿望来到南京,结果陷入传销骗局,无法自拔。
命运的转折点
南京溧水区某小区2单元503室,最初承载了李雷的“致富梦”。这是一处普通的居民小区,临近客运站。
这套房子里,南侧是客厅,北侧是厨房和餐厅,东侧是两个房间及卫生间,客厅南侧是阳台,客厅和阳台之间是铝合金推拉门。这套租来的房子,是李雷的“家”。
今年6月,李雷打电话告诉表弟王宏,自己在溧水做烧烤,生意比较忙,希望他过来帮忙。28岁的王宏家里条件不好,自己常年靠打工为生。
7月3日上午,王宏被领到503室,李雷的“主任”就主动给王宏派了两个师傅,分别是23岁的张春和24岁的王壮。两个师傅各有分工,一个扮白脸,一个唱红脸,实际是为了“盯牢”王宏。李雷并不知道“主任”的真实身份。
李雷回忆,王宏一进房间,就察觉到异样,感觉被骗了,“生气地蹦来蹦去,不跟任何人讲话”。
李雷说,一个“主任”要跟王宏握手,王宏不同意,就被房间内的几个人按倒在地,王宏在地上挣扎了1分钟后,服软了。他站起来后就被搜身,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和现金等均被拿走,交给“管家”统一保管。
随后,“主任”就给王宏“上课”,介绍这个行业的规矩。
“主任”告诉王宏,这个行业是国家暗中启动的冷门行业,叫人际网络营销,让王宏在这里“考察”几天,“考察”清楚后才能决定去留,“考察”清楚以前不能离开。
“主任”走了以后,张春和王壮两人每天24小时轮流陪着王宏,白天一起打牌、聊天,晚上睡在王宏两侧。其他人则轮流在晚上到厨房值班。
李雷负责每天后半夜值班,“防止新人逃跑或出现意外,防止有人去厨房拿菜刀伤人”。
当时,房间的窗户也都被封了起来,只留了一条缝,通往阳台的铝合金推拉门也被锁了起来。
接下来,每天都有不同的“主任”来找王宏聊天。7月4日下午,有个“主任”来做思想工作,让王宏加入这个行业。第二天下午,又有个“主任”来讲人际网络营销基本知识。但王宏不为所动。
李雷回忆,7月6日下午,有个“主任”问了王宏几个问题。因没记住师傅的名字,王宏被“主任”斥责为“不会做人”,当即被要求先做100个俯卧撑和200个上下蹲,然后再蹲马步。
蹲了十几分钟马步后,王宏坚持不下去,“主任”就要他再做100个俯卧撑。每当王宏反抗时,就有人在一旁威胁要打他。全部做完以后,王宏被逼喝下一包用纸包起来的白色粉状阿莫西林,“主任”骗他是“洗脑药”。
王壮和张春两个师傅因“调教不力”,陪王宏面壁,直到次日凌晨3时才结束。
从7月3日到7月6日,李雷连续值了4天班。7月7日早上,李雷被调到另一个“家”。李雷以为,尽管王宏脾气倔,但也会和自己当初一样,时间长了就接受了。
7月7日晚后半夜,值班的是21岁的吴小飞。
吴小飞回忆,凌晨时分,他正在睡觉,突然听到“砰砰”两声,被惊醒后,他迅速冲到客厅里,看到通往阳台的一扇玻璃门开了。这时,王壮告诉他,王宏撞开门跳楼了。而“主任”知道后,跑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随后,大伙儿都接到了“管家”的通知,领取手机、身份证等物品,赶紧离开南京。
等级森严的“家”
7月8日早上,当地居民发现楼下王宏的尸体后报警。
王宏逃跑时坠楼,让李雷大吃一惊。因为王宏遭遇的一切,包括被罚做俯卧撑、做仰卧起坐和喝“洗脑药”,每个新进的成员都经历过,但他们都选择活下来。
这个传销组织在溧水区有多个窝点,传销组织内部人员称每个窝点为“家”。但总共有多少个“家”,李雷也不清楚。“上面人做什么,我们下面人不能问,上面人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规矩”。
“家”中等级森严。“大主任”是整个传销组织的高管,“主任”则是每个“家”的一把手,“管家”负责收好下属的手机等物品和做饭。
李雷几乎是整个“食物链”中最底层的。平时,他们要听“上面的人”讲课,言行举止要符合规矩,比如见到“主任”们要主动握手。每当有新人进来,下属中有人专门恐吓、吓唬新人,有人专门安抚、劝慰新人。
李雷说,在这个组织中,他见到的80后和90后占80%以上。
李雷发现,拉新人入伙是他们升职的唯一路径,升职以后,他们才能挣到钱。
在去年以前,李雷长期在深圳工作。去年,他和前同事QQ聊天时,对方告诉他自己在浙江宁波开店,想请他过去帮忙。李雷心动了,去年10月到宁波。“开店多自由啊,能挣大钱”。
李雷并没有迎来“自由又挣大钱”的生活。下车后,他被一路带到一个秘密房间内,和“主任”握手,听“主任”讲课……起初,他会反抗,想逃跑,但为此遭受到暴力和辱骂。
他被迫花掉了全部积蓄,购买了15份单价为2800元的产品,但他从来都不知道产品是什么,也没拿到过产品。
20多天过去,他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们每天都会来洗脑,专门做思想工作”。
被关房间时,有人告诉李雷,想要挣钱就得听话,得吃苦,将来做好了,就可以升职,然后拿更多的钱,年薪几十万元不成问题。
时间久了,李雷心想,“他们说得有道理,哪有钱是那么容易挣的?现在吃苦、挨打挨骂是为了将来挣大钱。”
李雷渐渐没有了顾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一份正当的工作。至于怎样才能升职,这行业是做什么业务的,李雷并不清楚。后来,他被允许在室内自由活动,每次到室外,必须有人陪同。等能到室外活动时,李雷已经没有逃跑的想法了。
今年3月,李雷从宁波转移到溧水。到溧水后,李雷得知,只有介绍两个以上新人加入才能升职。于是,他就打电话劝表弟王宏来南京。
“师傅”张春也有和李雷相似的经历。张春初中肄业,一直在外打工。2015年年底,张春通过QQ聊天,认识一位李姓女网友。她请张春到南京来,要帮他介绍工资更高的工作。张春犹豫了一阵子,还是答应了。
到南京后,张春就被网友带到503室。对方告诉他,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房间内听别人讲课,然后鼓掌,但要先交1.4万元,让别人帮他投资去赚更多的钱。
张春别无选择,对于“主任”的安排,他只有言听计从,全部照办,才能避免惩罚。“我当然是想挣更多的钱啊!”
打工收入无法满足自身期待
被逮捕后,李雷和张春才知道加入的是一个叫“天津天狮生物发展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而拘禁王宏是违法犯罪行为。
在此之前,他们对传销早就有所耳闻,但没想到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就是传销。他们最初认为,把王宏关起来,并不是多严重的事。
李雷的老家在湖北襄阳,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是李雷的梦想。
小学三年级读完后,作为家中老二的李雷退学回家干农活儿。2004年,18岁的李雷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浙江嘉兴的服装厂打工。两年后,李雷到浙江台州加工机床。2009年,李雷又到深圳一家电子厂上班。
与农村老家相比,李雷发现外面的世界繁华、热闹,到处充满着物质的诱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他就想换个地方。
这些年下来,李雷感觉打工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他到深圳以后,经常加班到很晚,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
在李雷看来,工作辛苦倒没什么,问题在于深圳的电子厂经常停工,让他有时没活儿干。2004年到浙江时,每个月能挣3000多元,可是2009年到深圳后,每个月只能挣2000多元。
他的收入下降了,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一个月下来,需要支付吃喝住的费用,打工都白打了”。
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打工维持不了生活,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明显不平衡。
李雷在外打拼的12年,他老家的经济情况并未改善,至今仍是3间瓦房,李雷三兄弟如果同时回家都住不下。即使过年,李雷也很少回家,因为这样能省下一笔钱。
工作之余,上网是李雷唯一的爱好,在手机上打游戏、聊天、看电影……尽管没上几年学,但他经过自学,QQ聊天打字速度飞快,这是让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2009年,李雷在深圳时,张春也到了广州,在一家毛织厂打零工,但最终因为“手太慢,始终学不会技术,工资又低”,就辞职了。随后,他来到江苏张家港学习电焊,这门手艺活儿让张春每个月有四五千元收入,一年下来,张春攒下一两万元。打工6年多,张春给家里寄了1万元,全部积蓄不到5万元,这与他“回老家娶妻生子”所需要的数额相差甚远。
2008年,张春的母亲嫌父亲穷,带着弟弟离家出走,至今未归。贫困成为张春内心最深刻的记忆。
目前该案正在审查起诉中。在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婷看来,这些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素质低。此外,打工挣钱少又辛苦,往往无法满足他们对自身的期待。
王婷说,很多人被抓以后,往往不知道自己从事了传销或者违法了。这些年来,陷入传销泥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值得警惕。(记者 李超)
(本文涉及的嫌疑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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