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之弊，实为作风之殇

当广西平乐县的森林防火规划中出现湖南安化县的乡镇名，当山西五台县两份调研稿重复率超过八成，这些荒诞的“文字乌龙”撕开了基层治理中潜藏的作风病灶。公文抄袭绝非简单的文字失范，其背后是部分干部对责任担当的逃避、对群众利益的漠视。这场席卷多省的整治风暴，既是对形式主义的精准打击，更是对干部作风的深刻淬炼。

文字失范，照见责任缺失的冰山一角。公文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其严谨性直接关乎治理效能。从“平乐指导安化”的地理错位到五台县调研稿的“复制粘贴”，这些被曝光的案例暴露出部分干部将公文写作异化为“文字游戏”。地图测量显示，广西平乐县和湖南安化县两地相距400余公里，而上述两县的公文文字，除两个县的名字不同外，其他部分一模一样，且平乐县并无文中提到的平口镇、小淹等乡镇。这种抄袭行为不仅发生在跨省公文之间，在同一地区也屡见不鲜：山西忻州市五台县7月9日的一篇县长调研稿，与7月5日五台山景区党工委副书记调研稿内容高度雷同，全文约390字中，有超过320字重复。某地干部坦言：“领导调研拍几张照片就走，却要求提交数千字报告，没有素材只能东拼西凑。”这种“材料出政绩”的思维本质上是对公共责任的敷衍塞责，更与数据造假、工作虚报形成“连锁反应”。当干部习惯于用“加强”“进一步”等万能词汇填充篇幅，用往年数据“穿越”到今年应付考核，其背后是对实际问题的逃避、对群众诉求的麻木，这种“文字懒政”不仅损害政府公信力，更可能因政策“水土不服”给地方发展埋下隐患。

作风顽疾，形式主义催生的治理困境。公文抄袭的泛滥，折射出部分干部“重痕迹轻实绩”的政绩观扭曲。在“唯材料论”的考核导向下，一些地方将汇报材料的厚度等同于工作落实的力度，将文件发文的数量视作治理能力的证明。某县干部透露：“年终总结改改年份就能交差，领导对此心知肚明。”这种“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的怪圈，导致干部陷入“文字对文字”的内耗，偏离了解决问题的本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指出，在部分地区“唯材料论”“数据出干部”的导向下，不少基层干部将大量精力投入于“美化数据”和“包装材料”，以迎合上级设定的评价指标。作风虚浮的深层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滑坡与责任担当的退化，中央党校教授竹立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抄袭行为暴露了政府部门应付工作的官僚主义倾向。”当干部忙于事务性应酬而疏于基层调研，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取代了“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公文便沦为没有灵魂的“八股文”，治理效能自然大打折扣。

标本兼治，以作风转变筑牢治理根基。整治公文抄袭，必须跳出“就文论文”的局限，从作风建设与制度革新双向发力。多地推出的“四级审核”机制、文本查重系统、抄袭黑名单等举措，通过技术手段压缩了蒙混空间，但更关键的是要重塑干部的价值认知。陕西等地强调“务实文风”，要求干部明白：公文不是应付上级的“面子工程”，而是服务群众的行动指南。破除形式主义顽疾，需从考核机制改革入手，广东将公文质量与评优评先挂钩，浙江建立“抄袭黑名单”，这些探索传递出明确信号：治理效能比材料厚度更重要，群众口碑比文件数量更珍贵。当干部考核从“纸上论英雄”转向“实绩论高低”，当资源分配从“材料漂亮”转向“问题解决”，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抄袭滋生的土壤。更需警惕的是，整治行动不能沦为“一阵风”，呼伦贝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全链条审核机制、青海西宁的“家丑外扬”式问责，这些持续发力的案例表明：只有将责任追溯到具体人、具体环节，让抄袭者付出代价，才能形成长效震慑。

真抓实干，从“笔尖”到“脚尖”的作风转变。公文抄袭的整治风暴，最终要落脚到干部作风的实质性转变。当干部们放下“Ctrl+C/V”的捷径，真正走进田间地头倾听民声；当各级机关摒弃“文山会海”的窠臼，将精力聚焦于民生痛点破解，治理体系才能焕发生机。精文减会已纳入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等行为纳入处分范围，持续释放出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零容忍”的强烈信号。随着各项制度的深入实施，基层干部有了更多时间深入一线，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魏杰对此感受颇深：“以前会议安排得比较多，有时候感觉分身乏术，真正沉下去抓落实的时间不够。”如今，通过提前研判，采取“多事合一”的方式合并套开会议，既省时又高效，也让基层干部能够更专注地投入到实际工作的推动和落实中。老百姓要的不是完美的官样文章，而是政策落地的实效；需要的不是复制粘贴的懒政，而是躬身入局的担当。这场整治行动的价值，不仅在于净化文风，更在于通过作风淬炼，重塑一个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的治理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