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浅谈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浅谈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

董荣德

（2025年6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可以说，党的百年浴血奋战史，既是一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史、壮大史；又是一部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波澜史、辉煌史；还是一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史、弘扬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以儒释道学为主干，诸子百家（墨法兵农医等）为主流，诸多经典（《四库全书》、诗词歌赋等）为载体，方块汉字为传承工具，非物质文化遗产（汉字、对联、书画、锦绣、民俗、民谣、中医、武术等）为宝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从“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从“大同世界”、“小康社会”到党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到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尊道贵德”到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德主刑辅、礼义廉耻、选贤任能到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仁、义、礼、智、信”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古代兵家的用兵智慧到党的历代中央领导的军事思想；从“修齐治平”到党的治党治军、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从“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无不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光芒，无不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不渗透着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传统文化基因。

翻开党的百年成长史不难看出，在中国共产党的血液里，有两个优秀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文化基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有机嫁接、相互融合、创新发展，从而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红色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永葆青春与活力！

基因是生命体携带和传递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文化基因是指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的非生物基因，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

为了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延续文化基因”的总体要求，本文试图就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作个梳理，意在探寻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规律性、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长期执政的必然性、人民选择的正确性、党建任务的艰巨性。

第一、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之传统文化基因。

“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之传统文化基因。

纵观中国思想史，“民本”思想十分丰富。它发端于商周时代，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一直都是重要的官方意识。古代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的发展历程。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家、墨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的地位之高。《尚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老子有“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孟子有“民贵君轻”；贾谊有“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这些观点，成为历代士大夫所信奉的政治信条和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二是“民”的力量之大。孟子曾反复阐述“政在得民”，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他告诫国君，只有体恤民情、解民疾苦、争取民心，国家政权才能长治久安。魏征引用荀子的话申述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三是“惠民”政策之实。如唐太宗借鉴历代君主兴亡的经验教训，不仅采纳了魏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进言，而且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从民欲、顺民心、使民安乐的政策措施，进而迎来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      

以上这些“民本”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却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外来基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相融合，古人留下来的“民本”思想蜕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在战争年代，依靠她，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真正使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执政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依靠她，我们的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制定和完善了保障民生、反映民愿、行使民权的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方针政策；依靠她，我们的党坚持自我革命，严厉惩处了一大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贪官污吏，严肃查处了一大批背离宗旨和群众路线的违纪行为，党风和社会风气得到明显好转；依靠她，我们的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各种天灾人祸、地震洪涝，取得了一个个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一桩桩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一曲曲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世纪辉煌！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的确立，无疑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升华。

第二、党的初心使命之传统文化基因。

“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的理想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党的初心使命之传统文化基因。

关于“大同世界”，《礼记》对此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设计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共同富裕、普遍和谐、天下为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反映了古人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从《礼记》对“大同世界”的设计，到孔、孟、董、朱对“大同世界”的阐述；从北宋王小波、李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到明末李自成“均田免粮”的理想；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诗经》的“汔可小康”，到明成祖朱棣的“斯民小康”。由于各种原因，历代先哲都没有实现“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的理想，历史的责任最终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进行着一场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伟大目标的实现，到“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制定；从“三步走”战略构想的提出，到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如期实现；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启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树立和践行，是对“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理想追求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又一个升华。

第三、党的思想路线之传统文化基因。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知行观，也是党的思想路线之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古代先哲很重视知行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等。从孔子的既承认“生而知之”、又肯定“学而知之”、兼重学与思、知与行，到孟子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从老子的“为学”与“为道”、“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到荀子的既注重感性认识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从墨子的立言标准“三表法”，到后期墨家的“闻知”、“说知”、“亲知”论；从朱熹的知难行易、知先行后的知行观，到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从王充的“学贵能用”的观点，到王夫之“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结合论；从《汉书·河间献王传》“实事求是”的求学、治学方法，到宋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 经济实用”的“实学”。这些百家学说、各种流派的相互碰撞，相得益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古代先哲留下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知行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去粗取精、批判继承，赋予了全新的内涵。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至此，“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毛泽东还对“经世致用”、“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结合观加以升华，最终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是党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理论依据，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保证。依靠这条路线，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依靠这条路线，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始了新的伟大长征，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依靠这条路线，我们党带领14亿中国人民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四、党的政治建设之传统文化基因。

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政治观念、政治伦理、政治信仰、政治品格以及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是党的政治建设之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易经》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人类也同样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都是不可分解的，进而形成中国人宇宙生成与宇宙构成相合一、宇宙整体与宇宙构成部分相合一、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相合一、天地人相合一等观念，这些观念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一直传承下来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由此奠定了中国人哲学思维的“天下观”、天人“整体观”和人际关系的“双向助成观”。在这种哲学思维影响下，逐步形成了维系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观念、政治伦理、政治信仰、政治品格和政治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有机结合，批判地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政治观念、政治伦理、政治信仰、政治品格和政治传统，吸取了近代中国两次政党制度的选择（一盘散沙的民国多党政治和民心殆尽的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治）的教训，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发展道路的探索，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执政方式的“一元”化传统、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传统和各民族大团结、大统一传统，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基因和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这一独特基因和独特优势集中体现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具体说来，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就是要做到：维护党和国家的统一；维护全党和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维护来之不易的政治制度。在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个人层面。就是要做到：忠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绝对忠诚；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奉献——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党的政治建设是统领、是核心，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第五、党的作风建设之传统文化基因。

古代的廉政思想、清官文化、献身精神、道德修养等，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古代重视廉洁思想、廉洁作风——古代政治家已清醒认识到贪污腐败会导致亡国。孔子提出“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老子强调“尊道贵德”，荀子倡导“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这些廉洁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廉政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倡导献身精神——中国历史上，曾涌现无数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人事迹。中国古代追求道德人格——在儒家思想中，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人人都应该成为道德高尚之人。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受到高度推崇的信条。中国古代倡导仁爱思想——主张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中国古代注重修身方法——孔子认为“正身”要靠“修己”，具体途径是“自省”、“ 改过”、“吾日三省吾身”。

古人留下的这些文化精髓，对党的作风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上，创造性地总结提炼出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并把这些统称为党要长期坚持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百年历史上，有六次最具历史意义的以作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对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提供文化滋养与文化土壤，并从出台八项规定入手，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作风建设成效显著，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得到根本好转。

第六、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之传统文化基因。

组织建设的核心是干部队伍建设，关键是选人用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选人用人的大智慧，是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之传统文化基因。

这方面的内容及其丰富，主要包括:一是强调人才之重要。汉武帝在其《求茂才异等诏》中，提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指出人才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因素。二是强调人才靠培养。《管子》有“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之说，强调人才培养的长期性。《韩非子》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之说。三是强调用人之原则。传统文化中“为政以德”的思想传承至今，影响深远。姜尚提出选拔人才必须符合“六守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总结汉朝发展的历史经验时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四是强调人才重考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出“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指出要建立科学的人才考核机制。魏源在《默觚》中指出“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五是强调人才严管理。《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加强人才管理的重要性

古代这些用人思想和方略，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传统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形势下“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每一条都体现了传统为官思想的影子，是对传统官德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第七、党的制度建设之传统文化基因。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形成了德主刑辅、礼义廉耻、选贤任能等一系列价值理念，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体系。这些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传统文化基因。

我国传统文化中，在制度建设层面，集中体现在：一是强化选任制度，制定明确的科举制度、选任准则，防贪者进，促廉者上。二是强化考核制度，如秦汉时期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 将职位责任与官员的能力相联系，以考绩标准约束和激励官员，以优劣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三是强化监察制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确立了监察制度，隋唐时期监察制度更加完善。四是强化惩贪制度，历朝历代都对官员立法惩贪，制定了相应的惩贪法律。五是强化回避制度，汉代建立官员回避制，实行“三互法”，以后历代相沿，以防止官员徇私舞弊、徇私枉法。在制度特征上：一是家国同构。注重家国同构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特点。《大学》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二是宗法渗透。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型的自然经济，与这一基础相适应的是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君主制度、法律制度、科举制度到民间礼俗，传统社会的各项制度无不具有宗法制度的文化特性。这些层位不同、功能各异的制度规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中，有着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三是德主刑辅。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基本的治国方略，其发端于西周“明德慎罚”的观念。孔子继承这一思想，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倡导为政以德。

这些理念和制度范例，虽有糟粕，但对党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治国理政方略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

第八、党的核心价值观之传统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藏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顺自然、务实际、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所蕴含的精忠报国、见贤思齐、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崇德向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所积淀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思想文化内容，等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层面都有着深刻影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些传统文化基因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培育出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疫情精神和求实创新、开拓进取精神等极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华民族精神，这些精神是党的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

第九、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之传统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和智慧借鉴，是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之传统文化基因。

中华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古代志士仁人追求的那种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崇高理想；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那种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从政风范；那种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做人情操；那种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优良品质；那种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高尚官德；那种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处事本性；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是对后人具有明显“滋养”作用的“思想营养品”。 

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等主客体关系中长期历练形成的那些具有“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思想理念；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中长期历练形成的那些具有鲜明道德价值的传统美德；在处理人与人及其他人文关系中长期历练形成的那些具有人文教育意义的思想观念；以及儒家的仁爱精髓、道家的道德智慧、法家的治理之道、兵家的卫国之道、墨家的重器之道、名家的思辨之道、医家的康养之道等，都是对今天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不渗透着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第十、党的外交路线之传统文化基因。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德性外交”的理念和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党的外交路线之传统文化基因。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习近平曾经引用过的两个典故。“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不仅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仁”、“和”的优秀基因，也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留下了许多类似这样的思想理念。如《周易》的“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道德经》的“道法自然”；《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天下大同”；《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的“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等，无不蕴含着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理念，体现了对和谐、和睦、和平的珍视。

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外交理念：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君子无所争”、“道德自律”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从“大同世界”、“天下一家”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充分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党的外交路线的浸润和影响。

综上所述，足以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肌体上，无不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途上，无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优秀基因”相融合的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中，无不展示着先进性与人民性、异族性与本族性、批判性与继承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融合的特征。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两个优秀基因”的不断融合、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百年必将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