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严存义)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甘肃省公路路域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从今年7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三年的路域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到2020年实现公路沿线视野内无垃
8月18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法治中国》此部专题片以建设法治中国为主题、以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成就为主线,聚焦了我国依法治国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权威、严谨的理论阐述,丰富、生动的案例故事,观看后,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更有思想上的升华。 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这成为我国当前一部更全面、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依法治国路径图。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从战国时代的“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绵延数千年的法治实践,推动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不断砥砺前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作为广大基层党员的一员,依法做事、依法办事理应成为我们的共同行为准则,国之兴旺,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长期持续、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把依法办事内化为行为准则、当成自己的生活习惯。 学法知法,懂法执法,强化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加大警示教育,严惩违法者,让广大群众都把法律视作带电的高压线,自觉形成对法律的敬畏感,让法治信仰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和信心,才能继续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就坚实根基、汇聚磅礴力量。 ( 隆昌市界市镇 吕凤敏)
落马高官“干预司法” 四人法办一人降级
日期: 2016-07-27 12:00:06【财新网】(记者 林子桢)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通过批条子、打招呼,甚至出“公函”等手段影响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7月25日,中央纪委在宣布给予辽宁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同时,也披露了苏宏章存在包括“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等问题。
根据中央纪委公开通报的信息,财新记者盘点发现,在中共十八大后被查的高级官员中,除了苏宏章,还有国家安监总局原局长杨栋梁,四川原省省长魏宏,浙江宁波原市长卢子跃,以及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被官方通报存在干预司法的问题。
在中央纪委的表述中,杨栋梁“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干预纪检机关的纪律审查工作和司法机关的案件查办工作”,魏宏“严重违反工作纪律,插手司法活动”,卢子跃“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奚晓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民事诉讼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
这些干预司法的高官现状如何?据财新记者据官方通报整理统计,上述五人中有四人被法办,分别是奚晓明、杨栋梁、卢子跃和苏宏章,四人均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尚未结案。唯一结案的是魏宏:2016年2月4日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除了中管干部,在基数庞大的厅局级官员中,亦有不少被曝利用权力染指司法。
今年1月底,湖南省郴州市检察院就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益阳市委原书记马勇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一案,向郴州中院提起公诉。检方对马勇的指控包括“干预司法活动”一项。据澎湃新闻报道,马勇曾干预命案,为被告人“打招呼”致重罪轻判。
今年7月25日,河北省纪委在宣布“双开”保定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成员张浩同时,也披露其存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等问题。
另据广东省纪委消息,广东省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泽君“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司法机关的案件查办工作”;
甘肃省纪委披露嘉峪关市政协原副主席魏万林“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执法活动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山西省纪委通报太原市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太原市公安局原局长柳遂记被省“双开”时也存在“严重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干预司法活动”等问题;辽宁省纪委披露,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纪委书记刘凯“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预司法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宪法规定:法院、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甚至直接向司法机关发号施令的现象仍屡有发生。
官员干预司法的方式有哪些?“公开干预往往来自权力,暗中干预常来自人情和腐败。”财新记者曾总结了两类情况,一类是党政机关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宏观干预,较多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集中体现在“民告官”案件中;另一类是地方党政领导和法院内部对具体个案的干预,较为突出的是刑事冤假错案。(详见2015年第37期《财新周刊》文章“干预司法防火墙”)
《中国纪检监察报》在2014年曾发文总结地方党政领导干预司法的几种手法类型:发函警告型,指的是对法院发函请求,甚至发出带有警告语气的公函,干预司法;红头文件要求型,比如为了当地经济发展、为了维稳大局等,以政府文件形式对法院提出要求;会议“判决”型,例如一些地政府部门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地方保护型,指一些地方领导为“保护”本地企业,明示或暗示法院系统怠于执行外地法院对于本地企业的判决书、裁定书,导致外地企业即便赢得了官司,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一张“法律白条”。
针对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明确了“全程留痕”的记录制度,且规定了通报以及必要时的公开制度,同时还规定了责任追究制度,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以及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进行责任追究。
据其规定,领导干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开:
(一)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二)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三)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四)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五)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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