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火”了之后：探访皮村文学小组课堂

逼仄的屋里，除了几个办公的灰色立柜，其它都是摆满了书和杂志的书架，杂乱但还颇有文学氛围，有一层书架上还摆着几座奖杯。两根白炽灯下，文件和草稿铺满全桌，投影仪和手提电脑一应俱全，原本十几个人围着长方形办公桌坐下，已没有过多的活动空间，现在一下涌进二十多人，房间被围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

4月29日晚上七点半，原本周日进行的活动因为五一放假被改到了周六晚上，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就是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文学小组活动如往常一样开课。除了平时都会来上课的小海等十多名工友，活动上还多了些许新鲜面孔，除了来了三位老师，还有一些专程从北京其他地方赶过来的工友、学生和媒体朋友们。

活动由一直在这里做志愿老师的张慧瑜担任主持人。以往，文学小组课会分享一些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也会讨论一些热门的社会和新闻事件。而这一次，文学小组活动主要围绕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进行了讨论。首先，张慧瑜梳理了范大姐“火”了之后，工友之家这一周发生的事情，由范雨素文章被疯狂转载到她“失踪“、再到此次的文化小组活动，人们的关注点也从范大姐身上追溯到了工友之家，以及文学小组的成员。

张慧瑜点评文章说：“范大姐的文字精道而具有独特的魅力，语言特色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形成的。看起来比较零散，但其实有范大姐自己的内在视野，她对家庭、社会的看法和理解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主线是她的人生和书、和文学的关系，包括文学对她的哥哥姐姐也产生比较重要的作用。”

接着，张慧瑜邀请了在场的每个人分别朗读了一段范雨素的文章，随时提问，畅所欲言、气氛融洽。李云雷老师和袁凌老师也分别对文章进行了解析，并在分享的过程中告诉学员们一些写作技巧。

袁凌主要讲评了范大姐的语言风格，他认为范大姐表达得很节制、举重若轻，很沉重的东西恰恰表现的很轻。还有文中的讽刺，不是文人的反讽，亦不是戏谑的反讽，没有油滑感，是在很认真地描述。比如说她写父亲是一个“大树的影子”，这也不是在指责他父亲，他父亲还是一棵大树，但却突出了她对于他父亲的距离感。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她母亲给大姐去治病，相信中医、西医，也相信神医。前两个都好理解，但是最后还说相信神医就有戏谑的味道，但这个戏谑就很认真，表现出母亲对女儿的病非常在意，想尽一切办法要给女儿治病。

李云雷说：“范大姐行文简练，但涵盖的内容却非常多，比如说写她的丈夫，哥哥、父亲，寥寥几笔就能表达出了自己对其的态度，悲悯和困苦都在文字背后，颇有女作家萧红早期的味道。”

张慧瑜同样有感而发，他认为范大姐对于人生想得很明白，作为普通劳动者，心胸非常的坦荡。文中写的都是苦的事情，但你又会发现苦中其实带着乐，有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不是假装微笑，而是事情发生了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从容面对，真是大悲大喜，都能坦然处之。

此次活动还来了两位和范大姐一样做育儿嫂的家政工，她们在看到报道之后，第一次来到工友之家文学小组。衣着朴素的她们年龄和范大姐相仿，因为有很多经历和范大姐相似，在范大姐写照顾雇主家孩子的事情上产生了共鸣，她们说：“都有那种看到别人的孩子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的感情。”

在会上，有位工友苑长武还特意写了首诗来回应范大姐红了这件事，谈到了工人文化的意义，工友之家是如何做工人文化，以及他对文学小组和新工人艺术团的理解，也再次强调文化生活对于工友的意义，“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 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文学的火花碰撞着，不知不觉活动就进行了三个小时，比往常延长了一个小时。活动中，他们时而安静严肃、时而讨论热烈，他们的眼里总有一股光，是希望也是求知欲，更是享受这远离喧嚣现实社会的片刻时光。不过，范雨素并没有出现，听说她已经“躲”进深山，暂时不愿和外界有更多接触。

虽然范雨素缺席了这次的皮村文学小组活动，但在网络上的热议仍旧不断。“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作为一个44岁的仅读完初中的育儿嫂，范雨素的文章却有超出寻常农民工的文学素养。连朋友圈里靠笔吃饭的朋友都说：“好的文章不仅是来自文笔和学识，更是用命运写就。”

而此刻，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创办人孙恒和馆长许多正带领着他们创办的新工人艺术团，在苏州工业区举行“新工人艺术团长三角巡演”，为当地的外来工友带来社区晚会，下一站还将去往杭州和上海。此前，新工人艺术团还去过北大、清华、川大等高校开展唱谈会。

现在，“范雨素”们居住的地方——皮村以及培养过他们的文学小组热闹起来，新工人群体以及他们所发展的“打工文化”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东五环外，距离市区三十公里，离北京首都机场不到20分钟的车程。这里还寄居着两万名外来务工者，随处可见猫猫狗狗。2002年成立于此的公益组织——工友之家为皮村带来了“打工春晚”、“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同心实验学校”以及范雨素学习一年的“文学小组”。皮村也因此成为了代表北京底层打工者的文化符号。

2014年的秋天，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宣布成立。往后，每周日晚，喜欢文学的皮村工友都可以来听课。文学小组的成立虽然是皮村的小事，但对于工友们来说却是一件大事。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小付回忆，范雨素是文学小组最早的一批成员，几乎每次都来。让小付没有想到的是，文学小组的队伍日趋壮大，他们视文学小组为“有点神圣的地方”。

为什么像范雨素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愿意在文学小组里学习呢?因为在文学小组中，工友们感受到了自己有尊严，他们被重视、被肯定，他们有权利说话，也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的话语能够得到回应。他们在这里学习写作知识，写作不再是上等人、作家等一些系列靠笔杆子吃饭的人才能做的事情，农民工也可以。他们在务工之余写作，他们在挥汗如雨后诉说，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感情和独特经历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当这些农民工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后，其实每个转发的人或许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是对社会有同样的感悟。范雨素代表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为了一群人的象征。当他们面对水深火热依然昂起头颅的时候，握紧了书本，就有了属于自己精神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