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医疗的临床试验出国看病患者最后一试

导语：

海外在哪些方面为患者带来了治疗机会呢？最先想到的都是药品和技术，但其实除了这两点外，国外医院的环境与医生也是治疗改变的重要因素。在盛诺一家他们的转诊患者中也有受益于国外临床试验的患者，虽然，参与临床试验的风险性比较高，可是对于无任何有效治疗方法的患者而言也只能选择一试。

讲到自己家庭的癌症病史，Barry Nelson用了“多产”一词来描述。

Nelson的外祖母、母亲以及阿姨都因癌症去世，他自己也似乎难逃厄运。

“一天早上，醒来后我觉得自己脖子左侧很痛，我就去看了初级保健医生，最后，发现自己得了肺癌，IIIb期。”Nelson 进行了几个周期的放疗和标准肺癌药物化疗，但效果都不长久，并且都有很强的副作用。

“我不仅感到恶心，手臂神经疾病和疼痛折磨得我难以忍受，偶尔腿也疼。我仍记得，卧床治疗两周，好不容易有所好转，一周后又恶化了。

“我的医生最初说我只能活2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说我想去看下肺癌专科医生，我来到了丹娜法伯/布列根和妇女癌症中心。当你听到那种消息时，你就会想要去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会给你希望，会跟你一起奋力抗争。

“Christopher Lathan医生向我解释了如何管理我的健康以及我该有什么期待。他给了我实实在在的希望。在那里，有能够帮助我的资源和人员，但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幸运的是我的状况没有恶化。Lathan医生对我非常真诚，这也是我特别感谢他和丹娜法伯的地方。

“我是一个非常看重精神的人；我可以跟上帝沟通。所以我把我得癌症的事告诉了上帝。我说，“上帝，我相信你。我知道你对我的生命有特别的安排。”

从2013年10月，Nelson参加了丹娜法伯/布列根和妇女胸腔肿瘤Lowe中心有关一种新型免疫检测点抑制剂的临床试验，该抑制剂是一种利用人自身免疫系统抗击癌细胞的免疫治疗药物。丹娜法伯的Gordon Freeman博士是免疫疗法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2000年，Gordon发现了PD-L1蛋白以及其与机体癌症免疫应答的联系，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过去被告知仅能活两年，而如今在Christopher Lathan博士的照料下，Nelson不仅身体状况非常好，还有机会见Freeman——奠定此项新疗法研究成果的背后科学家。

“从一开始使用免疫疗法药物，我就知道会有疗效。我可以感到自己身体在发生变化——疼痛、神经病变，所有的症状开始消退。我体内的肿瘤缩小了大约25%。

“从那以后，我的状态都很好。我可以骑自行车，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在进行任何治疗。我不用整日病恹恹地卧病在床、生活受到各种限制。现在我活得很丰富、很充实。

“当我回顾我的家庭时，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以及妹妹都死于癌症。他们都像我一样进行了化疗和放疗。但我能够参加这样前沿的、能帮助这么多人的治疗，我感到这是上帝冥冥之中给我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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