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一些学生一月补课费可能达家庭一半收入

随着民办中学选拔日子的临近，补课班疯狂火爆的话题又引发了关注。在浙江宁波，每个周末，培训学校内上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学生揉着眼睛听课，时不时打着哈欠；教室外，家长在休息室内百无聊赖，靠玩手机游戏或看电视剧打发时间。一些学生一个月的补课费在4000元以上，很有可能是家庭一半的收入。(《现代金报》11月22日)

大量中小学生在学校学习之外参加补课的现象，是中国教育界最典型的囚徒困境。家长们认为，如果不参加补课，学生就会在课业上落后，甚至被任课教师排斥、“穿小鞋”，所以不得不让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课外补习班(很多就是由学校任课教师所开办的)。有教师痛心疾首地表示：许多中小学生并不是从学校里毕业的，而是从补习班里毕业的。或许这话有点夸张，却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课外补习班对教育生态的恶劣影响。

在校园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教师通过额外出售自己的知识，获得额外的收益；家长因为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在课业竞争中落后，购买教师额外出售的知识；而学生在这个经济过程中完全处于被支配的被动状态。

由于学校教育趋向于完成一种基础性、达标性的教学目标，教师对课堂教学所负有的责任是有限的。完成了课程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一个教师就尽到了基本义务。但是，家长和学生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必须面对更激烈的个体竞争，这就需要知识传授和教学时间的冗余。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教师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教师职业去神圣化后，不过是现代专业分工的一种。要求教师付出更多，他们自然会要求额外报酬。

补课有悖于教育规律，这在教育界早有共识。在那些补课问题严重的地区，学生高中毕业升入大学以后，并没有显示出多少过人之处。补课只是学生参与的零和游戏，最多只能让学生提高答题能力，而不能增强智识水平。

为什么有的地方对补课控制得好呢？关键不在于处罚力度够不够，而在于学校有没有额外地提供教育资源。极端如封闭式管理的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学生不需要也没有多少时间参加校外补课。一个地方补课风气弱，只是额外的学校教育替代了课外补习班；而一个地方补课盛行，则说明当地学校教育相对薄弱。

“高考工厂”尽管屡屡遭舆论批评，但总有人为之辩护。这是因为“高考工厂”虽然违反教育规律，但保证了学生在同等教育条件下竞争。而在补课问题严重的地方，学习竞争不光成了勤奋和智力的竞争，还成了学生家庭财力的竞争。

补课盛行也表明了学生受教育途径的单一化。在学校教育之外，家长只能花钱让孩子补课，哪怕明知其低效。学习领域的不平衡更容易被人忽视。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的学生在课堂外致力于学习某项体育技能、某种艺术，甚至参加大学先修课，他们的学习负担未必比中国同龄人轻。但是，自由而多样的教育让学习变得轻松，学生的学习充满自主意识，而没有重复和冗余的学习。

要让补课走出囚徒困境，首先要让公众意识到冗余的教育并不能培养健全的人。即便是从功利角度出发，补课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竞争力，也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否定补课不是否定学校之外的教育尝试。与其因为冗余的补课浪费时间，家长不如带领孩子走向更广阔的学习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