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的名义问责兰州网约车新政

    近日，甘肃省会兰州公布了《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进行隐性的数量和价格管制，同时在车辆标准等各方面进行较高要求，引发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一点是，兰州的网约车新政并未像交通部及北上广深等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那样公开征求意见，而是直接发布及执行。法律专家认为，《细则》本身有多处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兰州网约车管理细则中，从数量控制、政府定价到规定经营车辆年限，甚至是发票和车辆标识，这些举措中无不沿袭过去那套对出租车管理的思路，甚至还匪夷所思地要求网约车具有“应急报警、无线WIFI、手机充电器”等神奇内容。

    去年8月，这一管理细则上报市政府审核时，就曾招来社会诸多的非议和不满。而进入社会舆论议程所讨论的意见，居然没有得到兰州政府的任何回应，直接以有权就要任性的姿态，既不公开听证或征集意见，也无视上位法及主管规定，直接发布执行，甚至悖逆常理常情“狮子大开口”。怪不得有人问，类似这样的属地新政，究竟为谁代言又意欲何为？

    早在2014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当有关方面在汇报中提出，改革方案“没有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李克强总理立刻追问：“为什么？不公开征求意见是非常特殊的‘例外’，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要有这个‘例外’？”他强调，政府的工作是为老百姓服务，如果老百姓对政策不理解，那就说明“我们没有解释清楚”。

    显然，作为与社会公众密切度极高的网约车管理细则，没有任何理由支撑它成为“例外”。更何况，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以及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必须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这一点不仅已成共识，而且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度。对此，在中央层面，就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从省到市到县，也都出台了各级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都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必须经过专家评估、公众参与，公开征求意见、举行听证会等，说明这种征求群众意见已经向着制度化的
目标前进。就连兰州政府的上级，甘肃省政府亦出台《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细则》中规定，“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应当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法定程序”。
    广征意见，不仅应是政府决策的规定动作，而且是法定程序。所以，必须以法治的名义，来问责兰州网约车新政，一项违背法定程序的管理细则，是否还有底气和合法性，去要求社会遵照行事呢？如此违法出台管理细则，兰州相关部门是想成为共享经济的拦路虎，还是法治信仰的绊脚石？
    以网约车为典型的共享经济模式，正成为互联网+时代催化经济增长、增强民生福祉的一种发展模式。中央层面大力引导共享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方也不同程度地积极推动共享经济去改变城市环境，这当中让社会高兴、让群众满意、让公众方便成了推动网约车政府行政管理的考核标准。
    然而，兰州作为全国城市经济发展处于落后水平的城市，其政府相关部门以法理上违背中央对网约车的立法精神和管理原则，以市场管理违背了行政与市场的原则关系，以行政决策违背法定程序原则的方式，试图阻碍共享经济的发展，阻碍社会改革成果向民众共享红利。面对权力如此这般任性，社会必须以法治的名义，对网约车新政进行合法性审查与问责，跑偏的要纠偏，出错的要纠错，有利益纠葛的要厘清，绝不能让一个原本违法出台的细则，成为社会管理的抓手。
    而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又不只兰州一地。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4月8日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6年12月28日,共有19个地方出台了网约车服务管理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但只有上海和重庆以省级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实施办法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广州市以地方政府规章形式出台实施办法和其他设区的市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台实施办法都违反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
    市场的繁荣以及稳定发展，是以法治为基石的。如果管理市场的手段以不合法的方式呈现，那么法治这块市场的压舱石，将直接被风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改革的一条逻辑。但这条逻辑的前提在于，所有行为均须在市场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这既包括网约车的平台和参与者，更包括市场秩序的管理者政府行政权力。